忆新闻写作路上的老师

发布日期:2018-07-22 10:16 点击次数:

  幸运飞艇信誉平台大全我新闻写作的第二位启蒙老师,是驻军的一位新闻干事,叫胡全福,是在解放军大学校里锻炼成长起来的新闻人才。我从胡干事身上学到的是采访的鲜明目的性,有的放矢地挖掘素材,根据时代需要升华报道主题,用当时流行的术语叫“刺刀见红”。

  钟立群这种“磨稿子”的精神,深深刻印在我脑海里,也逐渐养成了反复修改文章的习惯。实际上这是我们古人为文之道,特别在当下人心浮躁,什么事都急于求成的情况下,更值得我们每位写作者继承发扬这种“磨稿子”的优良传统。

  商恺同志是人民日报十大著名记者之一,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,担任同志的文字秘书,我到农村部工作,商恺刚回人民日报不久。在有关韩丁的通讯发表后,一次散步时同商恺等几位老同志相遇,身旁的人指着我向老商介绍说,这位年轻人是从山东烟台调来的,韩丁的通讯就是他写的,商恺马上热情地同我握手,一边大声说:“后生可畏,相见恨晚!”,此情此景,令我这个新闻界的无名小卒,受宠若惊,愧不敢当,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回应是好。

  有一次,我们采写了一篇民兵英雄的稿子,文章写到其枪发准确时,连用了“啪、啪、啪”几个拟音词,形容弹无虚发,枪枪中靶!读到这里时,冷绍喜提高嗓音,绘声绘色,记得在场的一位领导,听到这里,连声称赞,“好,生动!”

  “后生可畏”,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。如今我这个所谓当年的“后生”,已渐变为“老生”。最近在接受YMG记者采访时,我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眼前的几位年轻人,发现他们善于观察、精于思考、富于联想,具有当好记者的潜质,远远高于我从业时的水平,从中看到了新闻事业的美好前景。

  我与周毅之乘坐同一列车同一车厢同一排的上下铺,当车过山海关,夜幕降临,我伴随着车的震动和摇晃,昏昏欲睡时,老周却从铺位上站起来,在我耳边说,“小王,你好好考虑一下到达后如何采访?”天哪,还早着呢,到达后再商量也不迟,我心里是这样想的,然后很快进入梦乡。

  如果把我的新闻从业,划分两个阶段,在乳山那段时间,属于启蒙的初级阶段,在这里,懂得了有关新闻的ABC,初步入门,学会了采访与写作,而真正登堂入室,掌握新闻的本质要求,是三中全会前后调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,接触了众多的无产阶级新闻前辈和名家,打开了眼界,大长了见识,真个“扛着犁具上西天,经(耕)过大地”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,都得到升华。

  我遇到的第一位启蒙老师,叫冷绍喜,是县广播站的老记者、老编辑,是解放前的初中毕业生,在那个年龄段,属于高学历,且头脑灵活,人称乳山“三才子”之一。他熟悉农村生活,与人见面“自来熟”,同采访对象初次会面,就摆出熟人相见的“架式”,总是先驻足凝视,然后双手一拍,发出“啊呀”的亲呢声音,急步向前,女士热情握手,男士则行拥抱之礼,立马拉近了与被采访者的距离,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,顺利讲出我们需要的话题和故事。尽管此举让人感到有些做作,但却每每奏效,总能迅速打破僵局,更不至于吃闭门羹。

  老冷经常对我讲,“三分文章七分读”,文章写得好,不如读得好。我们每次完成采访任务,他都自报奋勇去县委审稿的领导那里朗读典型材料。尽管他一口浓浓的“乳山腔”,普通话远不如我这个汉语专业的科班生,但却歪打正着,适合土生土长的县领导的口味,如若让我用标准音拿腔拿调,还可能惹有关领导反感,适得其反。

  当年正是毛主席发出号召,“全国学解放军”,我同团报道组“魏东文”(保卫的文章)、师报道组的“洪流”(滚滚革命洪流)、军报道组的“战旗”(战斗红旗)都经常一起写稿子,广开了眼界,大长了见识,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军地关系,我们互通信息,同心协力搞宣传。

  我的新闻生涯,起步于乳山县,曲阜师范大学(原曲阜师范学院)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当时为重点学校的乳山二中,当了两年高中语文教师。“文革”初期,到二中担任工作组长的县委宣传部部长修顺兰同志,发现我写的大字报,文通句顺,且字写的不错,一纸调令,把我借调到宣传部工作,开始在学习“毛著”办公室写典型材料,后来成为烟台日报等各级党报党刊的专职通讯员,从此与新闻结缘,当上了不在序列的报道组长这个“小官”。

  由此我还联想到周毅之先生,一直关注水稻栽培问题的科学实验,时刻牵挂水稻专家的实验进展。我们结束了对韩丁的采访写作之后,一回到北京,老周就专程赴南方,追踪水稻栽培科研的进展情况,让我一人独自去大寨继续对韩丁的采访活动。后来我才知道,周毅之一直放在心上的水稻专家,就是现在名震世界的水稻之父袁隆平,如若周毅之还健在,亲眼看到中国水稻栽培取得的伟大成果,更会欢欣鼓舞。事实告诉我们,优秀的记者,是科学进步、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和纪录员,默默地为历史发展作贡献。

  事又凑巧,恰在此时,胡全福同志已随军队调防,开拔到即墨境内,相距遥远,我想当面解释都没有机会,让胡干事耿耿于怀,很快写文章在一家新闻刊物上讨伐我贪天之功据为己有,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,真乃冤倒大天,我比窦娥还冤……

  一次,我奉一位负责农业工作的中央首长之命,赴辽宁盖县采写全国先进农机管理站的稿子,我只用了几天就完事大吉!然而稿子交到钟立群手上,他便没完没了,一改再改,到最后原稿已被改得面目全非。我见报心切,便让部主任李克林老太加以督促,老太笑着对我说,“这是老钟的职业病,我催也没用,就连他自己改过的文章也总不放心”,让我耐心等待。

  当时报纸上一登出国际友人韩丁“文革”后首次来中国考察农业发展问题的消息后,人民日报农村部立即确定跟踪采访的计划,然后周毅之便把他搜集到的韩丁来中国南方后所有的发言稿,让我详细阅读,并去中联部详细了解背景材料,然后踏上北去的列车,开始了采访活动。

 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,在《人生有味是清欢》一文中说:“活在这个世界上,有千万种人生”,有的壮怀激烈,有的平淡无奇,笔者属于后者,没有什么大的作为,始终专心致志于一件事———读书写作到老,留下些许值得回味的经历,时时萦绕心头,夜深人静时,犹如影视镜头,呈现在脑海里,诠释人生的机缘,我每到关节点,总有提携的贵人,给力的良师益友。

  从中学时期,由于兴趣爱好,课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并创作发表了几首短诗和文学小评论,以后考上大学中文系,应当说对文学略知一二,而对新闻报道,只知记者是为报纸写稿子的,至于什么是新闻,怎样采访,如何报道,一窍不通,未经培训就上岗,同当下同新闻学院毕业走上岗位的新型新闻工作者大不相同,我是干中学,学中干,游泳中学游泳。

  闻讯后,我很快赶到故事发生地午极村,经过深入采访写成《铃铛山上愚公治山队》的小型通讯发给《人民日报》,文章很快在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头题栏目《山花烂漫》上发表,我看到文章时却大吃一惊,发现落款只署名“乳革讯”(乳山县革委会通讯组),删掉了“魏东文”的名字,我猜想是编辑认为“魏东文”是个人名字,当时报刊明文规定不准署个人名字,这样一来,便置我于不仁不义境地。

  进京后,同我一起采访写作时间最长的,是周毅之先生。他是地道的新闻前辈,毕业于西南联大,建国前在傅作义军内办的报纸工作,与傅东(傅作义之女)一起利用记者身份作掩护,做地下工作,是和平解放北平有功的两个“小人物”,建国后夫妻双双到新华社,后一起转入人民日报。我到农村部后,已接近退休年龄的周毅之刚从国际部转到农村部,于是我们俩新老搭档,开始了数月的新闻写作合作,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《一个老朋友的意见———访美国友人韩丁》。

  虽然我同周毅之先生一起采访写作,只有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,却从他身上看到一名合格记者身上拥有的高贵品质,懂得了从事写作的真谛,终生受益,并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当我要离京时,老周特地在全聚德请我吃烤鸭话别。不久周毅之被中央安排到香港工委,利用傅作义的老关系对台湾做统战工作,老周还特地打电话到人民日报,了解我的近况,联系调我去港。再以后,老周利用随香港工委到山东烟台访问的机会,特地到烟台日报找我,恰值我去外地参加会议不得一见。但人生有缘,就在老周离烟去青岛之际,我从外地返烟,于站台上同周毅之匆匆作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,这一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,成为永恒的记忆。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,业务上让我受益最多的是钟立群先生,在我还在烟台地方报道担任通讯员时,就经常同老钟书信往来,去报社农村部后,更是我采写的每篇稿子,都是经老钟精编细改后才见诸报端,当面赐教。钟立群先生,是人民日报的权威编辑,人民日报在北京一创办,老钟就担任要文编辑,经手编发了许多重要新闻和重大典型,当年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,就是经老钟精心推敲编排后见报的,创造了选用三个典型人物事例,凸显最可爱的人崇高精神世界的出彩文章,成为后人效法的范例。

  我们到达北大荒韩丁下榻的“友谊农场的友谊宾馆”,周毅之问我怎样考虑的?当时头脑里一片空白,完全没有进入角色,老周却早已成竹在胸,拟订了采访提纲,确定了这样几个问题:“您对中国当前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现状有什么看法?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有什么建议?”并提出不以记者身份同韩丁见面,而是以中国研究农业现代化的科技人员请教问题的身份,开始同韩丁接触。因为当时三中全会还没开,如何看待韩丁这个外国人,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农业发展问题,官方态度不明朗,幸运飞艇代理:被封停的娱乐圈微博一旦我们贸然采写的稿子见不了报,会引起国际朋友误会。不过韩丁凭他当过记者的敏感性,已经猜到我们的目的,一见面,他就拿出威士忌酒请我们喝,并用标准的汉语说:“记者不喝酒,写不出好文章。”整个采访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。顺利完成了采写任务。

  周毅之先生认为,新闻采访,要站在大的时代背景下,居高临下,采访比新闻写作更重要,是搞好报道的前提和根本,他反复讲,圆满的采访,等于完成新闻写作任务的一半。因此对韩丁进行了充分采访之后,老周就把写作任务交给我一人完成,他又开始在北大荒采访了解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,以敏锐的眼光,发现这里的湿地在逐年干涸减少,写好给中央的《内参》,但回京后预先送有关部门核准事实时,受到阻挠,《内参》未能发出,我想如果当时有关部门能及时引起对湿地保护问题的重视,就不至于直到今天才高度重视对湿地的保护和开发。由此又充分说明,一个优秀的记者,总是对社会和自然的发展,高度敏感,富有预见性,能于无声处听惊雷,富有前瞻性和历史担当。

  回想起来,我之所以在新闻事业方面有所长进,从业余通讯员,到专职记者,由外行变内行,得益于上天眷顾,从一开始就遇上优秀的启蒙老师;后来,在继续前行的路上,又得到前辈和名家的指点提携,得天独厚。

  我初出茅庐,是个新闻新手,有自知之明。每次采访,都让胡全福打头阵,率先提问,而每次胡干事都是单刀直入,要求对方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,好像法官审案,一跑题就敲“惊堂木”,近乎逼供信。这样做的结果,有利方面是不绕弯子,迅速获取材料;不利的方面,好像挤牙膏,有时甚至冷场,劳而无功。但无论如何,对我都有启迪,丰富了两方面的实践经验。

  我从钟立群先生那里受到深刻教育的,就是“文章不厌千回改”,精益求精的高度负责精神。他对每天经手的稿子,都高度负责,从第一遍小样出来,就伏案逐字逐句推敲,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第二遍小样出来,依然重复改过,一遍又一遍,不厌其烦。